危险驾驶罪内涵解读
来源: 发布时间:2014-01-06 13:58:16

  ——以醉酒驾驶为例

  摘要:《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规定的危险驾驶罪包括飙车和醉酒驾驶两种危险驾驶行为,随着该修正案的正式实施,认定醉酒驾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成为司法实践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认定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依据就是该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分则某一具体罪名的犯罪构成,因此,对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准确解读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醉酒驾驶;犯罪构成要件;罪与非罪

  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主要看该行为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具体罪名的犯罪构成,并且不属于“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情形。《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包括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和醉酒驾驶两种情形。醉酒驾驶,是指机动车驾驶者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时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醉酒驾驶行为。醉酒驾驶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有必要对危险驾驶罪(醉酒驾驶行为)的犯罪构成进行分析。

  一、宜城市检察院醉酒驾驶犯罪构成要件分析

  1.犯罪客体

  危险驾驶罪侵犯的客体是道路交通安全。认为危险驾驶罪的客体为公路交通运输安全的观点是对危险驾驶罪客体的不当缩小,有失准确。理由为:首先,这一观点将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客体缩小化。《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可见,公路作为公共中通行的场所之一,包含在“道路”的范围之内。醉酒驾驶是指“醉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将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客体理解为公路交通运输安全稍显偏狭,不够准确。其次,从刑法体系来看,危险驾驶罪属于 “危害公共安全罪”类罪范畴,此类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危险驾驶罪更不例外;从条文位置来看,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包括水、陆等交通运输安全,危险驾驶罪在交通肇事罪之后,和交通肇事罪保护的客体密切相关但又有所不同,刑法对危险驾驶罪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排除对水路、铁路等运输的适用。本文认为,危险驾驶罪侵犯的客体应当是道路交通安全。道路交通安全作为公共安全以及交通运输安全的一部分被独立出来,其范围比交通运输安全更狭窄,这也说明该罪所保护的法益更明确,更具有针对性。

  2. 客观方面

  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醉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1)关于醉酒标准

  目前,醉酒的唯一的判断标准是《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的相关规定,当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时即属于醉酒。有观点认为,醉酒标准应因人而异,综合考察个体的身高、体重以及醉酒后肢体平衡协调能力等因素加以确定。还有观点认为,上述标准属于行政标准,以此判断行为人是否醉酒进而构成犯罪,是否合理?本文认为,上述观点有待商榷。首先,我国关于醉酒的标准有其科学依据。2007至2008年间,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曾专门在华北、华东、东北、西北、西南五大地区对人们的酒精耐受程度进行抽样调查,分析结果为,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1mg时属于饮酒状态,醉酒状态时血液酒精含量为85mg。这一结论恰恰和前述标准基本一致。因此,我国现行醉酒的标准是建立在大量的调查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的。其次,个体差异确实存在,但是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标准,具有普适性和广泛的应用性,将其和任何一个个体的醉酒标准相比,有些许的差别或者细微的浮动,只要该差别在国民预期可接受范围之内,该标准就具有合理性。也有观点这样认为,我国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为16周岁,不能因为有些人早熟或者晚熟而提前或者推后。醉酒标准也是如此,法律应该是普适性的,只能确定一个平均的、相对合理的标准,不可能因某个人设立其标准。[1]再次,认为以行政标准作为判断行为人犯罪的刑法标准具有不合理性的观点是一种误解。以交通肇事罪为例,公安交管理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是判定肇事者责任有无,责任大小,是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与否以及如何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2条之规定,经法院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上述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都要经过法院的依法审查,才能作为定罪依据。换句话说,行政法上的“醉酒”并不必然导致行为人刑法上的“醉酒”,还必须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等审查筛选过程才能定论。

  (2)关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判断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地方。”这就排除了水上、空中或者是铁路上等地,也不涵盖仓库、住宅小区、工地等。当然,在“道路”之外醉驾不构成危险驾驶罪,可能构成过失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罪、交通肇事罪等其他犯罪。构成该罪,须行为人驾驶“机动车”。“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业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常见的有摩托车、汽车等。在我国香港地区,醉酒驾驶非机动车的可以构成危害公共秩序的犯罪行为——醉酒驾骑罪。在内地,行为人醉酒驾驶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只能根据具体情形以其他罪名论处,排除危险驾驶罪的适用。另外,构成本罪须有“驾驶”行为。所谓驾驶,即驾驶者以驾驶意图发动并实际控制机动车,使其在道路上行驶的行为。坐在驾驶位置上,并未发动机动车,不属于驾驶行为。而在我国香港地区,酒后驾驶罪不仅包括在酒精或药物影响下驾驶汽车,还包括企图驾驶或负责汽车。

  (3)构成本罪是否需要“情节严重”等限制条件

  对于飙车的危险驾驶行为,《刑法修正案(八)》限定了“情节恶劣”限制条件,对醉酒驾驶并未有此规定,很多人认为,此规定不免有打击面过宽之嫌。本文认为,首先,醉驾、飙车等“社会危害严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行为”,[2]本身已经说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加之“情节严重”表述具有不确定性,增加情节限制条件,反而缺乏可操作性。其次,相比酒后驾驶,80mg/100ml的标准已属于相对严重的情节,增加“情节恶劣”似乎有重复之嫌。再次,即便对醉酒驾驶构成犯罪没有设置限制情节,也并不表明所有醉酒驾驶行为一律构成危险驾驶罪。我们还应当考虑到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对醉酒驾驶行为区别对待,审慎区分。

  3.主体方面

  本罪主体为机动车驾驶者,应当是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驾驶机动车的自然人。

  (1)关于行为人的驾驶资格

  根据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不同类型的机动车辆,对驾驶资格申请者的最低年龄要求不同,从18周岁到26周岁不等。就小型汽车而言,申请者必须为18周岁以上的人。这似乎表明,不满十八周岁,即便已年满十六周岁,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仍没有该类车辆的驾驶证申请资格。如果行为人的驾驶资格是采用虚报年龄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呢?本文认为,是否具有驾驶资格以及驾驶资格是否合法并不影响本罪的成立。非法取得驾驶证、无证驾驶或者醉酒驾驶等行为都属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行为人具备驾驶资格而醉酒驾驶者,已然构成危险驾驶罪(如果确实成立该罪的话);行为人不具备驾驶资格而醉酒驾驶者,只能说明该行为情节更严重,守法意识意识更淡漠,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考虑。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不同,本罪只追究机动车直接驾驶者的刑事责任,不包括同乘者、指挥者,更不包括酒水提供者或者劝酒者。因为指挥者、同乘者等人很有可能是醉酒驾驶行为的受害者。但是,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因为只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等八种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上述群体实施醉酒驾驶行为的,不负刑事责任。

  (2)病理性醉酒者是否可以构成本罪主体

  对此问题,同样需要一分为二探讨。如行为人明知自己是病理性醉酒者,故意使自己醉酒并驾驶机动车的,其主观罪过当为且仅当为直接故意,此时的醉酒不过是借酒壮胆或者是借机逃避法律制裁的手段,不能因此减免刑事责任。在学者团藤重光学者看来,这是利用自己作为工具或道具以实现犯罪。如行为人不明知自己是病理性醉酒者,则不能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4. 主观方面

  醉酒驾驶行为的主观方面为故意。这里的故意并不仅仅只饮酒或醉酒的故意,而应当是对危害后果的发生所持的心理态度。一般情况下,行为人意识到自己饮酒,实际又达到醉酒状态,有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可以认定行为人对醉酒驾驶行为的主观态度是故意。在行为人对饮酒(饮料中掺有酒精)“不明知”情形,如行为人在驾驶机动车前或驾驶时对自己饮酒有认识,也应认定具有醉酒驾驶的故意。事后,行为人称自己并非醉酒,只是饮酒后驾驶的,只能算是行为人辩解,不能排除故意的成立。有观点认为,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只能是间接故意。[3]本文认为此观点有待商榷。理由如下:第一,《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张明楷教授认为,“结果”不仅指实害结果还包括危险状态,行为人主观上完全可以是明知醉酒驾驶会造成危害社会的危险,且对这一结果持一种积极的追求的心理。因为本罪属于危险犯,就行为人的认识因素而言,只需要认识到自己的醉酒驾驶行为有可能产生危害社会的一种危险状态即可,即对危险的故意。如果醉酒驾驶行为人应“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人员伤亡的危害结果”的观点成立的话,那么,醉酒驾驶犯罪便不再是抽象危险犯,而是具体危险犯。这种危险状态也不再是不确定、不具体、尚未转化为现实性的,而是具体的、现实的、确定的。另外,在直接故意的情形下,醉酒驾驶者追求的是一种“危险状态”,造成人员伤亡的实害结果属于醉酒驾驶造成的加重结果,而“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结果,属于不需要认识的内容,即不需要行为人已经认识到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结果,但要求具有认识的可能性。当对加重结果只能持过失时,如果行为人对加重结果具有认识,则不成立结果加重犯,而成立其他重罪。”因此,本文认为,醉酒驾驶行为的主观罪过不仅包括间接故意,还应当包括直接故意。有观点指出,醉酒驾驶是故意犯罪,为何出现了危害结果反而成了过失犯罪(交通肇事罪)?本文认为,明晰“故意”的内容,上述疑问迎刃而解。危险驾驶罪的故意是对醉酒驾驶造成的“危险状态”的主观心态,不是对因醉酒驾驶造成的实害结果的故意,也就是说,行为人对人员伤亡这一实害结果的发生持一种过失的态度。此时,行为人对醉酒驾驶表现为故意,对因此导致的加重结果表现为过失,属于结果加重犯。[4]

  对于受他人胁迫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的情形(当然,这里的胁迫必须达到依当时情形行为人无法反抗或者拒绝的程度),要分两种情形讨论:一种是被胁迫醉酒后自愿驾驶机动车的情形,另一种是自愿醉酒后被胁迫驾驶机动车的情形。在第一种情形,行为人对于醉酒这一原因行为不能控制,行为人是“不自由”的,但醉酒的故意并不当然等同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故意。因此,此时还要具体考察行为人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情形。一分为二地讲,在受胁迫醉酒后行为人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控制自己不去驾驶机动车,行为人却故意实施“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我们认为,此时行为人对醉酒驾驶造成的危害结果是持一种放任或者漠视甚至是追求的心理态度,行为人对醉酒驾驶主观上存在罪过。如若,行为人醉酒系受胁迫而为,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同样系被他人胁迫,此时的驾驶行为是一种被强制要求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行为人对于醉酒驾驶行为并不存在故意或者过失,不过是被他人利用来实施犯罪行为的一只“加长的手”。自愿醉酒后,行为人受胁迫驾驶机动车,构成犯罪的,按胁从犯规定处罚。

  二、醉酒驾驶行为罪与非罪的认定

  “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是犯罪对社会的危害,而且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5]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了犯罪的一般概念,“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但书”规定从反面说明什么是犯罪,共同揭示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具体认定各罪时,必须以该条原则性规定为指导,在形式上行为虽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是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不大,尚不够犯罪程度的,不认为是犯罪。换句话说,特定情况下“但书”起着限制犯罪圈及排除犯罪的功能。这并非是以第13条作为判定行为人有罪与否的依据,判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还是以犯罪构成符合性为依据。法律并未规定“但书”的适用范围,依本文观点,从最低法定刑来看,醉酒驾驶犯罪属于性质较轻的犯罪,且该罪并无“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的限制性规定,在具体认定罪与非罪问题上可以适用“但书”规定。将符合该罪的犯罪构成且被排除在“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情形之外的醉酒驾驶认定为犯罪,既解除了打击面过大的担忧,也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只要符合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不分情节一律定罪的做法属于对法条的机械理解,并不可取。在总则和分则的关系上,总则的规定具有普适性,总则条款的规定对分则具有指导作用,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具体犯罪,必须受刑法总则条款的制约且不能违背刑法总则的原则性规定,危险驾驶罪当然也不例外。这样,一行为即使符合某一具体罪名的犯罪构成,但是同时也符合“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规定,不宜认定为犯罪。“醉驾并非一律入刑”的观点正是承认刑法总则对分则约束效力的必然结果,是对刑法总、分则之间关系的强调。

  从程序法的角度考察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刑事案件办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筛选的过程,理论上,公安机关可以在法定权限内对部分案件不移交检察院或者撤销案件;对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刑事案件,检察机关也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做出不起诉的决定,终结刑事程序。当然,侦查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的这些处理都属于程序方面的权利。《刑事诉讼法》“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被认为是关于人民法院统一定罪权的规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如何定罪等只能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判。因此,公安部关于“醉酒驾驶一律刑事立案”以及检察机关的“只要符合起诉条件的醉酒驾驶案件,一律提起公诉”的态度,只是对醉酒驾驶案件程序上的处理,并不能决定醉酒驾驶者“最后的命运”。

  三、醉酒驾驶排除犯罪性的“情节”考量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认定目前还缺乏客观的考察标准。“情节”是指行为过程中影响行为的法益侵犯性与非难可能性的各种情况,如法益的性质、行为的方法、行为的结果、行为人的故意、过失内容、动机与目的等,但不应包括行为前后的表现。[6]本文认为,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前的表现,犯罪后的态度以及行为发生的时空环境等,也属于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评价因素,并进一步影响对醉驾行为罪与非罪的判断。

  (一) 醉酒驾驶行为发生环境考察

  “借助对醉驾行为所处时间、空间等路况信息的综合分析,能够有效地把握醉驾行为对道路交通安全的直接影响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8]应当承认,醉酒驾驶发生在荒郊野外还是交通密集地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不可同日而语。醉酒驾驶发生在交通要道,车流量大,人口密集度高的环境,如上下班交通拥堵时段,应当说,此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是较为严重的,结合具体情况,一般应当认定为犯罪。反之,若是在偏僻之处,车稀人少,并非是在人流量或者车流量比较大的时间段,此时的醉酒驾驶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便不能和前述情形相提并论。

  (二)醉酒驾驶行为“量”的考察

  第一,醉酒原因考察。行为人主动狂饮烂醉,不听劝阻执意醉酒驾驶与行为人未能找到代驾而醉酒驾驶所反映的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不同;一些食用品(如腐乳)或者某些药物(如藿香正气水)等也含有一定酒精成分,即便检测结果显示血液中酒精含量超出醉酒标准,但这显然不能和饮用白酒等酒精饮料相提并论。第二,行为人醉酒后态度考察。被警察发现时,行为人血液中酒精含量超标多少,应当说,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0mg/100ml和超醉酒标准3倍甚至更多的醉酒人相比,两者的辨识能力、对车辆的控制能力以及由此反映的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存在很大差异,前者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的危险相对较低,将前一情形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有一定合理性。第三,是否存在无证驾驶或者超速驾驶、酒后驾驶等行为,是否因为酒后驾驶曾受过行政处罚,醉酒驾驶的速度如何,是否已经实际驾驶,驾驶的路程等。

  刑法对诸如此类醉酒驾驶行为的“视而不见”,并不意味着这些行为成为“漏网之鱼”,仍然可以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处罚,这也恰恰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与最后手段性。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移送案件时已经做出处罚决定的,应当将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并抄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未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原则上应当在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做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后,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从这个意义上讲,“醉酒驾驶并非一律入刑,要注意和行政处罚相衔接”的观点无可厚非反而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刑法虽然可以遏制醉酒驾驶行为且成效显著,但我们不能将对所有行为的惩罚都寄希望于刑法,而应当主要依靠其他手段规范。在这个问题上,本文非常赞同卢建平教授的观点:“立法上,醉驾已经入罪,但司法上不是所有的醉驾都被认为是犯罪;即便醉驾是罪,也不一定都入刑;即便入刑;刑罚也有轻重。我们可以说,醉驾入罪是立法理想,而醉驾不一定入刑则是司法常态。”[7]

  四、醉酒驾驶犯罪立法的些许遗憾

  姑且不论危险驾驶罪的“危险”并未囊括吸毒后驾驶等常见多发的驾驶方式,单就醉酒驾驶来讲,本罪也有尚需完善之处——尚未明确对醉酒驾驶结果犯的处理。危险驾驶罪规制的只是危险驾驶等行为本身,醉酒驾驶过程中,发生了危害结果,如何适用法律,并未明确。一般认为,醉酒驾驶发生实际危害后果的情况下,可能会构成交通肇事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安全罪,不论构成何罪,都需要满足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如果因醉酒驾驶导致或更严重的后果,行为人对事故负主要或全部责任;主观上行为人罪过为过失,此时,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如果行为人醉酒驾驶,其醉酒驾驶行为客观上与放火、爆炸等危险方法相当,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现实危险;主观上行为人对自己醉酒驾驶行为发生的危害后果持故意的态度,发生实际危害后果的以第115条第1款以危险方法危害安全罪定罪论处;尚未发生实际危害后果的以第114条的规定论处。问题是,如果行为人因醉酒驾驶造成实际危害后果(如汽车追尾或者车辆毁损等),但该后果的严重程度尚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何定罪处罚?高晓松醉酒驾驶造成4车追尾;胡某醉酒驾驶致5人受不同程度轻微伤;刘某醉酒驾车发生刮蹭等案例均因醉酒驾驶发生不同程度的危害后果,但尚未造成人员伤亡的后果。法院均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只是量刑上有所区别。同样是醉酒驾驶,有的未造成任何后果,有的造成人员轻伤,这样的后果与 “处拘役,并处罚金”的刑罚很难说是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危险驾驶罪的增设固然在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搭建了一个过渡的桥梁,避免了罪行畸轻或者畸重,却忽略了危险驾驶罪通往二罪名的路程铺设,在危险驾驶罪向二罪名过渡阶段仍然存在空白或者模糊地带。本文认为,有必要对危险驾驶罪的条文做尽可能详尽、明确的规定,类似于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的设置,使其同时包含基本的醉酒驾驶行为、造成危害结果的醉酒驾驶行为以及造成人员伤亡等严重的危害结果的情形,更好地实现与其他相关罪名之间的衔接。(王伟)